(转载|作者：梁小民)
1、晋商起源于盐
晋商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谜。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农业不足以维持生计，故而经商。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有利的地理环境，位居中部辐射四方，有经商之利。还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人民的勤劳与传统文化。这些解释都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都似是而非。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是全国性问题，为什么只有山西产生了晋商？处于中部地区的还有河北、河南等省，为什么没有冀商、豫商？传统文化最发达者并不是山西，勤劳乃中华民族之美德，为什么独有山西人成为晋商？
古代贸易遵循的原则并不是今天的比较优势原理，而是互通有无。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进入欧洲，不是因为中国在丝绸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而是因为欧洲无丝绸。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贸易只是经济生活的一种补充。能拿到其他地方卖的，只能是那些地方需要而又无法生产的东西。一个地方只有具有一种人无己有的东西，当地才有人能去经商，山西人有幸能经商就在于他们有这样一种东西———盐。盐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并非到处都能生产。
当我们研究晋商的发展时，可以发现，晋商是从南部开始，向北发展，在晋中一带（平遥、祁县、太谷）达到顶峰的。晋商之所以从南部开始，就在于盐的产地在晋南。在山西南部的运城（古称安邑）与解州之间有一个长约50里的天然盐池。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知道从盐池中捞取自然结晶盐。这一带古称河东或潞州，因此这里的盐称为河东盐或潞盐。盐池的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今天盐池的盐仍然支撑着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南风集团。在古代，谁控制了这个盐池，谁就控制了可以横行天下的无尽财富，传说中黄帝和炎帝就是为控制这个盐池而大动干戈。我们无法证实这个传说，但战争起源于经济利益的确是公认的真理。
我们通常把商人称为“商贾”，行商曰商，坐商曰贾，故有行商坐贾之说。据考证，“贾”字出于古代的“卤”，就是指解州的池盐。说中国商业的起源与盐密切相关，是有道理的。晋商起源于山西南部正在于它产盐。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大概是晋商，也并非虚言。
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这时就有山西人贩盐了。春秋时期，晋文公“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晋公子计然被陶朱公范蠡尊为师，魏文侯的老师段干木原来就是“晋之大驵”（经纪人），这种经商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汉时有与匈奴交易的聂壹，后来有到辽东经商的王烈。魏晋南北朝时期，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隋唐时武则天之父身为大木材商，成为李氏起兵的经济后盾。五代后周的李彦蹑、宋代张永德都经商致富。不过，晋商成为一个以地域为纽带的大晋帮，还在于北宋以后政府政策的改变—盐业的国退民进。
２、盐的专卖与晋商
晋商是私人企业，但在封建社会中，盐长期由官方垄断—称为盐专卖。在这个国家垄断的行业，私人盐商如何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商帮呢？我们先来讲盐的专卖。
在西汉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朝中央政府召开了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会。根据郭沫若先生的研究，这次会议的政治目的是代表地主商人利益的大将军霍光想改变汉武帝的政策。坚持这项政策的是代表皇室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参加会议的一方是霍光的代言人文学（读书人）和贤良（已有功名但未授官职者），另一方是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他们的属官（丞相史、御史）。争论的中心是盐铁专卖、酒榷（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这场争论的最后是桑弘羊占了上风，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33年），桓宽曾根据当时的记录写成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一书。（顺便一提的是，“文革”时期，桑弘羊被“四人帮”御封为“法官的代表人物”，红了一阵，文学、贤良及其后台霍光自然只能当儒家了。《盐铁论》被作为儒法斗争的作品得以出版，我就是在这时读了《盐铁论》。）
桑弘羊代表中央政府的利益，当然是主张国家垄断性地经营食盐这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尽管这次会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但以后政府对盐的控制加强了。这并不在于争论中谁占上风，而是盐作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利益之所在，政府不能不关切。在利益面前，理论是没有意义的。运城池盐的收入曾在中央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河东府知府历来是重要的职务，有些朝代还专门设有与知府同级的河东巡盐史。在很长时期内，潞盐的生产和销售由官府经营，也就是当年的国有国营企业吧。官府通过徭役制强制征集盐丁，在池内捞采自然结晶盐，并由官府批发，官府指定的商人零售，私人采盐和贩盐是犯法的。这时能参与贩盐的是个别与官府有勾结的商人。如此鼠窃狗偷地贩盐当然无以成为号令天下的大商帮，所以，晋商之成功还取决于另一个制度变革因素—盐业的国退民进。
在传到盐业的国退民进之前，我们还要指出，盐业在晋商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山西的其他资源，尤其是铁、丝绸和棉花。山西铁矿丰富，冶铁业发达。东汉元和年间（公元84-86年）年产量达207万斤。至今仍屹立在黄河边的唐代黄河大铁牛是山西铁业发达的明证。唐代又允许百姓铸造农器，官民并举促进了铁业发展。宋代、元代官办冶铁发达，到明代已占全国产量的38%。山西在唐代开始种桑养蚕，潞州之丝绸名扬全国，《三言二拍》、《金瓶梅》中亦多次提到“潞绸”。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从明代开始种棉，以后发展到各州县，棉布业成为贸易物品。发达的铁、丝绸和棉花贸易也成为晋间的起源之一。但对晋商形成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仍然是盐业。
3、国退民进才有晋商
晋商产生的基础是其拥有的盐，但使晋商成为一个大商帮的关键是制度变革——国退民进。这又一次证明了现代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
国退民进都是逼出来的。不到被逼无奈，“国”是不会退，“民”也进不来的。无论国营的效率有多低，只要能维持，它就不会轻易言退，毕竟有太多的利益，有一个以此为生的既得利益集团。盐业的国退民进是从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时）开始的。晋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壮大的。
盐业的国退民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退出销售，后退出生产。随着盐业的发展，官卖制度已不适应，加之官员的贪污、腐败，私人贩盐无法完全制止，政府税收亦减少。北宋雍熙三年开始实行盐引制度。盐引是商人贩盐的凭证，盐引制就是允许商人纳课领引，贩卖官盐。这种制度又称折中制，即商人输栗于边（纳保），称为“入中”。商人“入中”后授以盐引，再以利领取池盐，称为“折中”（领引）。这就有了官私并营，有了成为相当规模的山西（主要是河东）盐商，晋商的真正序幕由此拉开。
折中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庆历8年（公元1048年，宋仁宗时）太常博士范祥制定“钞盐法”，商人凭钞到盐池领盐200斤。崇宁时（公元1102-1106年，宋徽宗时），蔡京又立盐引制。元初仿“折中制”，募民输栗给予盐引，凭引支盐。元世祖至元20年（公元1284年），商人贩盐专用盐引。盐业销售的国退民进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宋代50多年间（公元996-1048年），盐的产量增加了89%。
盐的生产实行国退民进是在明代之后，池盐的生产一直采用人工捞采自然结晶盐的方法，由于洪水浸入，池水变淡，生产无法稳定。到明代初期，采用了“且种且滤”的方法，即垦筑畦埂引池水晒盐。但在官府用盐丁制生产时，盐丁是强迫劳动，效率低下，且时有反抗之事发生，加之官场腐败，产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每年发盐引42万，到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供求缺口达46万余引。这样，明政府为了满足财政需要，不得不在生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就是允许部分商人自备工本参与池盐生产。
此后晋商进入池盐生产，商人按引交银行自己传人生产，民营企业管理效率高，工人由强迫劳动的盐丁变为自愿受雇的工人，生产积极性提高。正如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所说：“盐丁之力十不得一二，招募之夫一可以当十百。”这是因为盐丁把劳动视为“官事”，雇工视为“家事”。盐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宋代最高为年产8000多万斤，明代达2.8亿多斤，增长350%左右。以后，政府完全退出，全部实行了“畦归商种”。到康熙19年（公元1680年），有坐商（制盐者）513名，每商一处，领池地8分3厘，交银300两，由盐业起家的晋商正是在这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晋商产生的基础是其拥有的盐，但使晋商成为一个大商帮的关键是制度变革——国退民进。这又一次证明了现代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晋商从山西南部的盐池起飞了。
